(一)

在我们编写《山西大学青年运动史》的过程中，所能搜集到的有关中国青运史的书籍，大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写起。而本书为了保持山西大学青运史的完整性，则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1902年山西大学诞生的那一天写起。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简要分析一下“五四”以前的青年群体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猛烈冲击，从而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趋向崩溃。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为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型中国青年群体的出现，提供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存在的基础。一个较早接受近代西方文化，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束缚的新式学生群首先出现，它是近代中国青年群体的雏形。当时，这个学生群体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各种教会学校，有了急剧发展，总数已达2000所左右，学生总数则在4万人以上。到1914年，教会学校增至1.2万余所，学生总数约25万人。这些教会学校的学生，是近代中国第一批接受资产的物思想影响和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式学生。

第二，清政府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新式学校。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清政府创办了一些学校，以培养翻译、军事及技术人才。但是这类学校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明显地表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特点。到了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废除科举，兴办学校是其中主要内容之一。这样，中国人自办的公立新式学校才迅速发展起来。据历届政府统计：1907年全国各级各类公立学校学生总数约102.4万人，1912年增至293.3万人，1915年增至429.4万余人。在这些学校中产生了最大一批近代中国的新式学生。山西大学就是这一时期由清朝政府批准设立的官办大学之一，为培育中国的新型人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三，清政府派往各国的官费留学生和自费留学生。这一群体的崛起，既是封建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过程中，全国人民救亡意识激荡下的历史产物，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形遭变过程中的新兴力量兴起的标志。他们恰好处于古今中西的历史交汇点上，一方面背负着几千年沉重的文化传统，魂系华夏；另一方面最早开眼看世界，直接领略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对盛极一时的西方文化景慕不已。作为新旧文化过渡人，他们对于自身文化传统大都存在着离异与回归的两难倾向；作为新旧文化边际人，他们肩负着西学东渐和华风西被的双重任务。在外来文化的吸收上，他们是承受和集成者；而在中国新文化的构建上，他们又是前驱和开拓者。他们是中国近代文化过程中的先导，是中西文化融汇的主要载体，是学贯中西、兼容世界文明的一代新型知识群体。作为社会变革的力源，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这一群体具有同时代其他群体无法比拟的能量。其中既有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叱咤风云的时代旗手，誉满杏坛的学术巨子；也有纵横捭阖的官僚政客，拥兵自重的军阀民贼，求荣卖国的汉奸洋奴。当然，更多的是在各个领域，为促进中国近代化而默默耕耘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在积极方面，亦或消极方面，均对近代中国的国运影响甚巨。

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于封建王朝的瓦解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新式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新式学生(包括出国留学生)在数量上达到了相当规模，并且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

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国度里，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因此，中国青年的伟大力量主要蕴积在这批新式学生群中，近代社会中国青年的典型特征，也只有在他们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中国青年作为独立的社会群体走上历史的、社会的舞台，是与这个新式学生群及新式青年知识分子群的执戈前驱是分不开的。他们为冲破封建文化的思想束缚、广泛传播近代文化科学知识以及新思想新观念，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新式学生群的出现，也就表明中国新型青年群体已经开始形成。

帝国主义同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民主席奋的过程。在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青年劳动者、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是革命力量的基本组成部分。尤其在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新式青年学生群更是以群体的力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先锋作用。中国早期的青年运动是以新式学生运动为主要形式兴起的。其中当然包括山西大学堂的学生在内。

中国早期青年运动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新式学生是早期青年运动的主体。早期青年运动的参加者完全局限于知识界，而其主体是受各类近代学校教育的新式学生。因为，新式学生程度不同地向知识青年传播着近代世界的文明和文化科学知识，给他们以新思想、新思潮的启迪。特别是面对当时列强欺凌、国势衰败的现实状况，更促使他们产生变革社会的欲望和要求。于是他们创办刊物，组织社团，在各地发起一场又一场爱国救亡活动，动员各界民众投身于拯救祖国、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还看不到蕴藏在广大劳动群众中的巨大力量。自认为是“先知先觉”的“救世主”，没有深入持久地去唤起民众、动员民众，而一味地在那里孤军奋战。因此，中国早期青年运动基本上是局限在知识界的范围内。

第二，爱国救亡是早期青年运动的主旋律。中国早期青年运动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的客观历史环境，使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必然产生一种忧患意识。面对大好河山支离破碎、社会局势危如累卵的情景，莘莘学子怀着满腔热忱、满腹哀愤，纷纷投身于救国救民的社会实践，“以天下为己任”，一展青春抱负。因而，中国早期青年运动从一开始出现，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并汇入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

第三，早期青年运动的参加者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束缚。中国最早的一批新式学生群和知识分子群产生的时候，正值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这时，社会越出了既定的运行轨迹，到处是动荡、无序、紊乱和不平衡，过去的与未来的、垂死的与新生的、落伍的与超前的……种种因素，都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块。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成长的一代年轻人和一代新式学生，也必然背负着时代的重负，不得不在中西文化融合与冲突的潮流中，左顾右盼，苦苦探索和追寻。他们是新旧之学的混血儿，是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蜕变期的雏蝠；他们既割裂着历史，又联结着历史。这种现实，造成他们在行动上无法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礼教和习俗的束缚，前进的步伐显得有些歪扭与零乱。这是早期青年运动参加者的历史局限性。

(二)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青年学生登上了中国的社会政治舞台。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黑暗统治的严酷束缚之下。一批激进的新式知识分子在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行了痛楚的反思之后，发起了一场旨在为辛亥革命补课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对思想和文化上的封建主义展开了急风暴雨般的进攻，唤醒了一代青年知识者和青年学生。一支生气勃勃的文化革命大军同腐朽、愚昧的封建势力展开了一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经过这场文化思想战线新旧力量的殊死搏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禁锢中国青年思想的封建枷锁，纷纷被打碎，英姿勃发的中国青年开始在社会上脱颖而出。这些青年人正像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新发于硼”，显示出锐不可挡的气势，给沉闷的中国社会带来了盎然生机。

这些勇敢的青年人在向旧世界宣战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自身新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时，陈独秀提出的“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官从隶属他人之理”，成为一代青年知识者崇尚的信条。这种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彻底反封建的批判运动。而这场批判运动又反过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从沿袭两千年的儒家教义下解脱出来。他们是中国第一代具有近代、现代意识的青年。他们通过共同的生活、劳动、学习，在彼此间密切的交往和互动中，基于共同的利益要求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为了社会的共同权益或自身的特殊利益要求，组织起来干预社会政治和生活，并由此产生了各种青年社团。青年社团的产生和在社会舞台上开展的活动，使中国青年开始显示了自身的力量。

1919年5月4日开始的爱国运动，是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由热血沸腾的青年率先起来，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以一场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显示了中国人民和青年群体的威力，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回。中国青年也是

第一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出自己的先锋和桥梁作用，把知识界同劳动群众间的联系建立起来，把学生运动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运动。在这场斗争中，表现了比辛亥革命更为彻底、更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姿态，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五四时期，大批知识青年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使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反帝爱国运动，扩大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一个全国范围的运动。五四运动后，许多拥护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接受马克思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走上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道路。从此，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坚决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的突击力量。

以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后期的青年运动和早期的青年运动相比，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辛亥革命爆发后，众多的山大学子参加了推翻清政府的斗争。山西大学是积极响应五四爱国运动在太原的活动中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山西大学进步师生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册”时期反房税运动到一二·九运动时的抗日救亡活动，直到解放前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山西大学的进步师生都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并付出重大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山西大学的青年学生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用富有创造精神的战斗业绩，用自身的成长的曲折道路，充分地说明了中国青年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地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同社会实践相结合，才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从此，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迈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历史阶段。

解放后的山西大学，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学，变成了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它的规模也更扩大了，设施也更加健全，师资力量也空前壮大。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山大学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学习，刻苦攻关，并且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是，在解放后的50多年中，山西大学与全国的情况一样，也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的，而是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既有高歌凯旋式的顺利发展，又有迫于客观形势的暂时曲折；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也付出过迷茫探索的沉痛代价。谁能想到，革命胜利后搞建设都搞了几十年，才找到以经济为中心这一法宝。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大学获得了新生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意义，在于它使山西大学摆脱了自我孤立状态，进入到现代文明主流。山西大学不再是世界文明的受动者，而且也是世界现代文明的创造者。今日的山西大学，是一座完全意义的现代大学，已形成博士、硕士、学士以及专科生、成人生、留学生等多层次、多规格、多渠道人才培养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拥有较为先进的科学设施，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创造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建立了立体化思想工作的新格局；创立了独特的素质教育模式，形成教学、科研、高新技术开发多功能的办学机制。有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从地的怀抱里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发展各条战线上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山西大学青年运动历史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条规律，中国青年只有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以国家、民族的振兴为己任，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只有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时代的要求，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才能在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总之，山西大学是我国近代最早创办的国立大学之一，她与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共同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100年来，山西大学的青年学生先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探索、觉醒、斗争，积极寻求救国救民、富国强民的真理。接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上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的民主、文明、富强，为山西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而学习、追求、奋斗。可以说，山西大学的青年运动是光辉灿烂的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岁月的风尘，永远遮挡不住她青春的风韵、智慧和光彩，而且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