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早期的山大青年运动

一、踊跃参与争矿运动

李提摩太创办山西大学堂的目的，是他觉察到进人新世纪后的中国将发生剧变，在此后的历史时期内，“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获”,进而控制未来中国的发展。然而事与愿违，山西大学堂的大多数学生和留学生都心系祖国，怀着一颗颗爱国、报国的赤子之心，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由于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惨败，被迫割地求和，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日益堕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割占中国领土，侵夺主权，而且还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山西省煤铁蕴藏极其丰富，且品质优良,煤炭储量居全国之首，铁矿储量居全国第四位，素有“煤铁之乡”的称号,帝国主义对此垂涎已久。早在1870年德国人李希霍汾就两次入晋调查山西的煤田地质情况。英国传教土李提摩太也曾于1877年来山西搜集矿藏情报。1897 年，山西买办士绅方孝杰、江苏的官僚买办刘鹗二人，受聘于意大利商人罗沙弟，接受其指使，买通山西巡抚胡聘之，胡聘之遂于当年底批准刘鹗与意商签订的《请办晋省矿务借款合同》5条和《请办晋省矿务章程》20条，准予意商享有平定、盂县、潞安、泽州等处的煤铁开采权,期限为60年，意商罗沙弟给予中方1000万元的借款。不久,意商又将以上各处的煤铁开采权转卖给了英商福公司，胡聘之则无条件地承认了意商英商转卖交易这一事实。 在北京的山西籍官员得知此事后，多方交涉，力图扭转局面，但清政府不仅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还令山西商务局在总理衙门主持下与英商福公司直接交涉，双方于1898年5月将原文修订为《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19条，并经光绪皇帝批准。该章程规定除前列四处开矿地区外，又新增了“平阳府以西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的开采权也归福公司，再次出卖山西矿权。

英商福公司以此为据,严禁民间开矿，致使山西以上各处的煤铁矿产，均为福公司所控制和掌握。1905年，清政府铁路大臣盛宣怀与英商福公司续订《山西熔化厂并合办山西铁路合同》4条，进一步出卖山西矿权和路权。不久，盛宣怀又与英商福公司在北京签订《道清铁路借款合同》21条，不久，允许福公司由河南道口镇经过清化镇至山西泽州修筑铁路，路权属福公司。这样一来,英商福公司就独占了山西的煤铁开采权和部分铁路修筑权和管理权。这一系列出卖山西利权的行径激起了山西民众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恰逢此时，正太铁路修到阳泉，英商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山中勘探矿源，并要封闭当地人民所开的煤窑，这更使山西人感到了巨大的生存威胁。于是,山西绅商、山西知识界和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清政府取消和英商福公司订立的卖国的“采矿条约”，收回英国人霸占的矿区,一场轰轰烈烈的争矿运动爆发了。

山西大学堂中西两斋的学生团结一致， 坚持正义，积极参加了这场争矿运动，并对运动的胜利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当听到英国公使要求封闭山西人所开各矿的消息后,山西大学堂的爱国学生纷纷罢课抗议，召开会议，发表宣言,要求收回矿权，山西大学堂还派人到阳泉进行实地调查。1905年 11月，当得知山西商务局总办刘笃敬要在海子边——山西商务局所在地设宴招待英商福公司来山西接收矿区的代表的消息时,山西大学堂的学生义愤填膺，联络太原各校学生数千人，先在山西大学堂操场集合，公推山西大学堂西斋学生马骏为首席代表，随后结队前往海子边举行示威，抗议山西官南与英商福公司勾结，要求废除商务局与福公司所签订的合同。当游行队伍行至商务局门前时,**察的阻拦，学生们怒不可遏，打倒了门警,一拥而进，冲散了他们正在举行的筵席，马骏代表学生们再次重申了要求收回矿权的正义要求。英商代表吓得失魂落魄，不知所措，只得钻到桌子下面躲避。随后，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又转往巡抚衙门**，要求当局废弃出卖山西矿产的合同，收回矿权。在学生们的强大压力下，山西巡抚张人骏答应向北京上奏，力争收回山西矿权。山西大学堂的学生还利用假期回家探亲的机会，为夺回矿权四处活动。

在这场运动中,山西大学堂的学生不仅带领太原市的爱国学生进行了多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和**，而且还以自己出色的才智与英国列强斗争。运动期间，大家曾推举山西大学堂西斋学生崔廷献、刘懋赏等人到北京交涉。面对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毫不畏惧，义正辞严，据理力争,把英商福公司的代表驳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狼狈不堪。为此，英商福公司电请李提摩太亲自出马来太原给山西大学堂的学生施加压力,尽管李提摩太极尽威逼、利诱、分化之能事，但学生们仍刚直不阿，不为其所动。无奈李提摩太只好无功而归,返回上海。学生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省内人士的斗志，把这场运动推向高潮,并使山西的争矿运动逐渐突破省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这场收回山西矿产主权的斗争中，远离祖国的山西大学堂的留学生们也积极响应和参加，表现出了同仇敌忾的爱国义愤。1907年7月山西大学堂西斋派出的留英学生赵奇英、庞全晋、李建德、白象锦等20余人刚刚抵达伦敦，便集会游行,抗议英国掠夺山西矿产的罪恶行径，并发表了“留英学生争矿报告书”，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山西矿产问题的活动。

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出卖山西矿权的消息传到日本，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们极为愤慨，纷纷致电，发表宣言，声讨英商福公司的强盗罪行。1905 年10月山西留日同乡会在东京召开大会，同乡会会长、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李庆芳主持会议，大学堂留日学生景定成、王用宾等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演，表达了维护国家主权，誓死收回山西矿权的决心。会上通过了王用宾等人起草的《留东学界通告内地废约自办公启》，提出了争矿的具体办法。会后，李庆芳等山西籍留日学生253人又联名致函山西巡抚张曾扬，要求废止福公司办矿合同。1906年初，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景耀月、景定成、王用宾等人联合其他一些省份的留日学生致函外务部,列举福公司要求“专办权”的无理和中国可撤废原签合同的理由,请求废除与福公司订立的合同。此后,景定成在1906年5月1日出版的《民报》第四号上发表了题为“清政府决定卖送汉人矿产”的文章,强烈抨击清政府出卖山西矿权的罪行，号召人们把收回矿权同反满斗争结合起来，充分表达了广大山西籍留日学生对省内争矿运动的坚决支持。

正在此时,山西阳高籍原令德堂留日学生李培仁在东京蹈海自杀身亡，山西留日学生利用李培仁蹈海事件，激励人心，再次将争矿运动推向高潮。李培的《蹈海绝命书》，把收回山西矿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阐述的淋满尽致，读之令人猛省，催人奋进。当时，留日口学生争相传阅李培仁的绝命书，群情异常激奋。

李培仁蹈海事件有效地扩大了山西争矿运动的影响，使山西的这场运动博得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和支持。山西留日同乡会首先开会追悼，景耀月作的骚体祭文,满纸哀音，闻者泣下。紧接着景耀月、最定成、王用宾等人又召集豫、晋、秦、陇四省留日学生联合召开追悼会，随后全国18省的留日学生也召开了追悼会，声援山西的争矿运动，参加会议的有1000多人，章太炎、胡汉民等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追悼会。大家一致表示要把争矿运动进行到底。会后山西留日学生推举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景定成、王用宾等人为代表护送李培仁遗体回国。灵柩运抵太原后，于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会上宣读了李培仁的《蹈海绝命书》，与会者深受感动。散会后山西大学堂等校的学生又进行了集会讲演、游行示威。此后，学生们还将李培仁的《蹈海绝命书》印刷成册，分发到各地，以扩大影响。

山西大学堂国外留学生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有效地扩大了争矿运动的影响，在国外造成了一定的声势。 当时的英国伦敦《泰晤士报》也评论“福公司独揽矿权之非是,不准晋人用机器开矿之无理，向晋人索偿之错误”。国外留学生的行动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省内的斗争,为争矿运动取得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山西人民的强烈反对和积极争取下，在以山西大学堂为首的各校学生的坚决斗争下，历经三年，1908年初清政府在北京与英商福公司签订了《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以赔偿福公司勘测等项费用275万两白银赎回了山西矿产,清政府批准山西成立“保晋矿务公司”。山西人民的争矿运动,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场运动给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活动以致命打击,保护了山西资源,体现了山西各界反帝反封建的意志；同时也开创了近代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纪元。

二、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斗争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昏庸腐败，卖国求荣，使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加之外国列强的不断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家存亡危在旦夕。所有这些都乡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各阶级阶层的政治代表都在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了，资产阶级改良的戊戌变法夭折了。《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改变了过去以武力侵略为主的政策，转而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扶植和利用清政府。全面控制中国，致使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推翻清政府已成为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焦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于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建立起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宗旨，并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最终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用暴力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史称辛亥革命。

自山西大学堂成立之日起，面对清廷的衰败和列强的瓜分，山西大学堂的爱国学生们无不痛心疾首，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年轻人特有的敏感和执着，不断接受民主革命的新思想，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表现出了青年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高尚品德。

山西是一个内陆省份，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听到的大多是君主立宪、变法维新那一套改良主义的东西，思想界比较沉寂。1902年在山西大学堂西斋创办的同时，为了解决西斋各科教科书的问题，李提摩太在上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该院在翻译和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就成为山西大学堂学生最早接触西方民主思想的开始。

随着留日学生的大批派遣，学生们了解外界的机会增多了，接触新思想的渠道更广泛了，有不少山西大学堂的留日学生都亲耳聆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教诲。特别是随着第一批留日学生的回国，大量的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清政府黑暗腐败，讴歌革命，颂扬民主，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书刊也随之大量带回了学校，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及《民报》等宣传反清革命思想的书刊，在学生们中间广为传阅。这些书刊在当时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号角作用，给学生们以巨大的影响和鼓舞，不少人正是在阅读了这些革命书刊后受到启迪，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革命思想，毅然走出书斋，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尽管当时清政府为了巩固固自己的统治，曾极力限制学生运动，反复强调不准学生离经叛道，不准罢课、游行、**，企图扑灭学生中燃起的革命火焰，但毕竟革命的洪流是无法阻挡的。

1904年,山西巡抚张曾扬派遣50名学生赴日留学，其中有山西大学堂的谷思慎、王用宾、景耀月、荣福桐、刘懋赏等人。山西籍留日学生日益增，遂于当年组织起了“山西留日同乡会”，推举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景定成为第一任会长。景定成等人在日本积极开展活动，他们曾极力劝说新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剪掉辫子，以表示对清廷反叛的决心。景定成还曾于1905年回国提倡禁烟和妇女放足，在晋南建立起了“禁烟会”和“天足会”等团体,从事社会革新活动。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景耀月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建工作，并曾担任同盟会的组织干事。同盟会成立后,山西大学堂的留日学生纷纷申请入会，当年参加同盟会的就有谷思慎、荣炳、景耀月、王用宾、荣福桐、王国祜、刘绵训等人,后来发展为几十人。当时谷思慎被任命为同盟会总部执行部调查科负责人兼陕西省会员入会主盟人。不久，中国同盟会山西分会在东京成立，景耀月、谷思慎、王用宾、荣福桐等人曾为其负责人。他们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会员,到1906年仅在日本人会的山西籍留学生就有50多人，列北方各省之首。从此，参加同盟会的留学生们便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登上近代中国政治舞台后，进一步加强了反清民主思想的宣传，山西大学堂的国日学生踊跃投入了这项工作,他们通过创办报刊,撰写文章,扩大革命宣传。1905年下半年，王用宾、景耀月、景定成、刘绵训等人为了向省内开展革命宣传，创办了《第一晋话报》月刊(因晋话与进化谐音)，的是“输入文明，改良社会”。该报发表大量文章，强烈谴责清政府和大买办盛宣怀等人出卖山西矿权的行径,有力地支持了山西省内的争矿运动，同时，他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各种方案。不久，该刊物因言辞激进，被晋省当局严禁入境，被迫停刊。此后，景定成等人创办了《晋乘》(取“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之意)，大力宣传反清爱国思想,号召三晋人民起来革命，旋因经费拮据而停刊。

后来,景定成等人又创办了《汉帜》，以“光复祖国，保护人权……建二十世纪民国，还五千年神州”为宗旨，该刊物比前两种刊物更加激进。《汉帜》曾经与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同时在社会上流行，影响很大。1907年底王用宾等人多方募集资金,在太原创办了《晋阳公报》,这是山西省第一家正式发行的民办报纸，该报的总理武绍先、总裁刘懋赏和杨兆泰、主编郭象升和王用宾、分纂张瑞生和仇元琦等人都是山西大学堂的毕业生。《晋阳公报》以通俗流畅的文笔,评论时政，传播新思想，销路很广,在山西知识界、思想界颇有影响，是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山西进行宣传鼓动的重要阵地，实际上起到了同盟会山西支部机关报的作用,对开启近代以来山西的风气功不可泯。民国后改为《晋阳日报》。与此同时，景定成、谷思慎回国在北京联络同盟会员程家柽，利用他和肃亲王的关系作掩护，创办了《国风日报》,该报在北方宣传革命，对推动山西,乃至北方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因此，曾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褒奖。当时人称，东京的《民报》和北京的《国风日报》都可抵十万大军,可见其影响之大。1908年，景耀月还协助陕西省的同志创办了《夏声》。南桂馨从日本回国后，在太原创设了报社，代销《晋阳公报》和北京的《国风日报》、上海的《民盱报》等革命报刊。上述这些由山西大学堂的留学生、毕业生创办的革命报刊,给沉寂、闭塞的山西打开了窗口，使人们人们从中懂得了更多的民主革命道理，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对推动山西的反清革命运动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在山西响应辛亥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同盟会成立后，为了争夺思想政治战线的领导权,以《民报》为阵地，与康有为、梁启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与此同时利用一切机会,主动出击，与之进行积极的斗争。山西大学堂的留日学生也自觉地加入了这一斗争的行列。如1907年，以康、梁为首的君主立宪派组织的政闻社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谷思慎、景定成、南桂馨、荣福桐等人随宋教仁、张继赴会旁听,扰乱了立宪派的会场，使得梁启超草草结束了讲演，张皇退出会场。宋教仁随即登台,发表演讲，阐述了反对君主立宪,打倒清政府,实行民主共和的革命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使立宪派威信扫地，使同盟会在东京声势大振。

当时，山西同盟会的骨干多为山西大学堂的留学生和毕业生，他们在大力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还根据同盟会的纲领，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将来国内起义中“南呼北应”的战略设想，这一设想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赞同。山西地处北京畿辅之右，地势险要，控制着正太、京绥两路的枢纽；东出娘子关，可截断京汉线，阻挡清军南下;北出大同，可直捣清政府的统治中心北京,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于是山西同盟会员都责无旁贷地主动担负起“北应”的责任，积极进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准备工作。1905 年底，同盟会员、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谷思慎和丁致中先后回国，开展革命活动。他们首先回到宁武，在县里提倡创办中学，并发起和领导了与朔县不法天主教会的斗争，迫使从不缴纳煤炭税的天主教徒被迫承担了纳税义务，随后他们用所征收的煤炭税款创办了宁武中学,从而为同盟会在晋北地区开展工作建立了基地。此后山西大学堂毕业生南桂馨、冀学蓬、丁梦松等不少青年经谷思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在发展会员的基础上，他们还成立了山西同盟会宁武小组，活动十分活跃，革命影响波及邻县，引起清政府的注意，遭到了清政府地方官员的查捕。恰逢此时,荣福桐回国召集大家传达同盟会的指示。会后，谷思慎再次东渡，赴东京同盟会总部，丁致中留在宁武继续坚持斗争。在丁致中的领导下,同盟会宁武小组经过艰苦的工作，势力遍及晋西北，并直达归绥、包头一带，这就为日后山西大学堂学生续桐溪组织建立“忻代宁公团”作了准备。同盟会成立不久，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同盟会员景定成奉命回国活动，路经太原，在山西大学堂发表演说，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号召大家起来推翻清统治。此后景定成回到运城,在那里秘密建立了革命活动机关——“回澜公司”，以经营药材作掩护,传送革命书报，发展同盟会员，成为革命人士的一个重要的联络点。“回澜公司”在晋南的活动，为辛亥起义后革命派在这一地区坚持革命活动，进行反对阎锡山背叛革命的斗争奠定了基础。同时,景定成等人还在运城创办“教育会”，利用这一合法机构开展工作,逐渐树立起了同盟会在晋南进步知识界的威信。另外，景定成等人还曾在西安进行过较长时间的革命活动，为辛乡革命期间陕西的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为陕西革命军援助晋南革命党人光复运城准备了条件。山西大学堂肄业生、在日留学的温寿泉等人参加了孙中中山先生选拔积极分子组织的军事运动的中心——“铁血丈夫团”。学习体育的留学生王建基等人组织了一个体育会，研究军事问题，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回国后在绥远建立根据地，将来出兵张家口，以响应南方的起义,给清延致命打击。

山西的同盟会员在从事革命宣传和进行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过程中,深切地认识到了“秀才造反，百年不成”的根源，懂得了要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于是在联络会员，壮大力量的同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发动省内军人参加革命,扩展武装力量上。1906年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荣炳受同盟会山西分会派遣回国，发展会员，进行活动。荣炳回省后，在山西武备学堂和新军中发展王嗣昌、应芝、常樾、赵守钰、张煌、王梦弼、金殿元等参加同盟会。这次活动对同盟会打入山西新军,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当年底，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荣福桐奉命回省传达同盟会总部关于“加紧革命活动，准备实行武装起义”的指示，临行前孙中山先生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回省后，他召集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谷思慎、南桂馨、王建基等人召开会议，传达总部的指示精神，与会者商定除了在太原等地壮大实力外，还应在清廷鞭长莫及的绥远西部开展工作。会后,王建基等人到包头一带活动，1907年在萨拉奇发动起义，由于条件不够成熟，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结果起义失败，王建基被捕。这是同盟会在北方进行武装暴动的第一次尝试。

在辛亥革命中,山西大学堂的不少学生都积极响应武昌起义，为光复山西做出了重要贡献。山西大学堂肄业生温寿泉曾同阎锡山一起发动太原起义，被推举为副都督，后率民军南下，光复河东。山西大学堂肄业生续桐溪在山西大学堂读书期间就参加了同盟会,1906年为了革命的需要他毅然放弃了学业回家乡创办了川路学校，以《民报》为教材,宣传革命道理,并暗中教授学生学习兵法，为反清革命斗争培养了干部。辛亥太原起义后,他被阎锡山任命为“忻代宁公团”团长,组织地方武装，转战晋西北大同、雁门等地，功勋卓著，威名远扬。他曾率民团二三千人，以急行军突入大同，孤军与占据地理优势的清军苦战40多天，创造了辛亥革命中的“塞上奇迹”。孙中山先生来太原时,对才智出众的续桐溪十分赏识。西斋毕业生周克昌在辛亥革命后曾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总统府和财政部顾问，后来还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另外，在辛亥革命中山西民军南下光复河东的战役中，也有不少山西大学堂的毕业生参加,其中有王用宾、景定成、李秀、陈德坤等人。李秀在河东战役中被俘，慷慨就义。陈德坤也在河东战役中光荣牺牲，献出他年轻的生命。

辛亥太原起义后，太原各校的学生成立了“省城学生联合会”,山西大学堂学生万宗藻为联合会总代表之一。当时山西大学堂的全体学生纷纷组织起来，自发地走上街头，维持秩序。他们身着学堂发的黑缎子操衣，扛着从军械处领来的枪支，编列队伍，分成若干小分队，在学校附近及其街道上站岗、巡逻，维持治安，以防止乱兵进行抢枪活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大学堂毕业生景耀月，他曾亲自参与了建立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卓越的才能，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曾以山西代表的身份被选为“中华民国会议”议长，主持工作。当时革命刚取得初步成功，百废待兴,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等各方面的工作千头万绪，而且各项制度尚未建立，许多事情无章可循，但处理不当又会影响全局。为此，他废寝忘食、

夜以继日地发奋工作，不敢稍有懈怠，常常不分昼夜地守候在电话机旁，疲劳难耐时，即伏案稍憩，从而及时、妥善地处理了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博得了各方的赞许。为此，孙中山先生曾亲书“高远”二字的横幅赠给他，以示敬意。孙中山先生自海外归来后，致力于建立和健全民主体制，景耀月因精通法律，先后被推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为草拟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适应时局的需要，“中华民国会议”曾代行参议会职权，此时景耀月以临时参议会议长的身份主持了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的工作,并为孙中山先生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在就职典礼中，他还以议长身份代表全国人民向孙中山大总统致欢迎辞,亲手将大总统印绶交给孙中山先生。完成大总统选举工作后,景耀月被推选为临时政府教育次长兼代总长,并兼任南京法政大学校长。他亲手拟定了我国第一部民主教育法规，奠定了我国近代民主教育的基础。

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于1912年9月18日来到太原。19日上午，山西各界人士在山西大学校召开欢迎大会，与会者有数千人。会上孙中山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赞扬了山西响应南方起义，钳制清军南下的功绩。中午，太原商、学两界在大学校宴请孙中山先生，表达对他的仰慕之情。

总之，辛亥革命中山西大学堂的学生们(包括毕业生和留学生)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光复山西,建立共和制度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尽管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而山西革命后的政权被军阀阎锡山所把持,但是山西大学堂学生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三、反对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是从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狡猾奸诈的袁世凯在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并没有以此为满足，相反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利用人们渴望一个安定、祥和的政治秩序的心理,大肆篡权,剪除异己。他先是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然后又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炮制出了《中华民国约法》，使自己由正式大总统进一步发展为终身大总统，完全抛弃了辛亥革命中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至此，袁世凯并未止步，他还要做皇帝，于是处心积虑地导演了一系列旨在复辟的丑剧。

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野心的逐渐暴露，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反袁护国斗争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时刻关心着祖国命运的山西大学校的学生们也义无反顾地投人了这场斗争，他们采取各种形式,揭露、声讨和强烈谴责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狼子野心。

1915年5月,一个令四万万同胞痛心疾首的消息传到太原:袁世凯于5月9日全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一消息就仿佛在平静的山西大学校园内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袁世凯悍然出卖国家主权的罪恶行径将广大师生激怒了，在校园里，无论你走到哪里，随处都可以看到愤怒声讨的人群，他们议论着、怒斥着……人人眼中都喷射着怒火。

被同学们称为“忧国志士”的刘元恺更是异。他和任澍田、阎俊良等同学商量，认为不能再坐而论道了，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于是他们决定当晚召集部分同学秘密聚会，声讨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晚上，刘元恺、任澍田、张庆华等同学来到第二班的教室，另外有许多同学也闻讯赶到。当时，参加聚会的除了第二班的同学外， 还有其他班的同学，如白象锦、常旭春、潘连如、任守信等等。同学们一个个踊跃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痛斥袁世凯违背历史潮流的不得人心的做法，强烈谴责他出卖国家主权的罪恶行径。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不甘屈服的怒吼:“我们决不当亡国奴!”轮到刘元恺发言时，他言辞激烈，声情并茂。他不仅用大量的事实再一次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和袁世凯丧权辱国的卑劣行径，而且还提出了斗争应采取的策略。他指出:这场斗争光靠几个学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四万万同胞都动员起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广泛的宣传,让民众懂得救国救民的道理，发动他们起来进行斗争。恰在这时高时臻校长闻讯赶到，他声色俱厉地告诚学生，不要误人歧途，荒废学业，国家大事绝不是同学们能管得了的。如果谁不听劝阻，责任自负。随后他郑重宣布：“从即日起，未经本校长批准,严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如有违抗者，一律开除学籍,并报当局惩处。”

校长的一番训话使有些人害怕了、退缩了,他们退出教室，回宿舍去了。而大多数同学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进行斗争的决心。校长走后，同学们继续谈论着有关的问题，刘元恺坚定地指出:“我们决不放弃斗争!”随后,刘元恺和同学们商讨下一步的斗争对策。他们认为，既然不能采取大张旗鼓的斗争形式，那么就采取比较隐蔽的斗争策略，通过散发传单继续进行反袁宣传，以唤起民众。没过几天，在钟楼街、柳巷等繁华闹市就出现了许多反对“二十一条”和《袁氏窃国记》等揭露袁世凯罪行的传单。山西巡按使金永立即责令瞥备司令部进行缉查,但最终一无所获,没能抓到一个散发传单的人，这使金永大为恼火。

这年秋天，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在紧锣密鼓中上演了。1915年8月,袁世凯授意总统府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 公开鼓吹帝制。接着，由袁世凯的谋士杨度、严复等人组成的“筹安会”,打着学术团体的幌子,撰写文章,发表宣言，提倡“废民主而立君主”。随后“劝进”之风弥漫全国。所有这些都令山西大学校的学生们感到忧心如焚，国家的命运、共和国的前途就像压在他们心头的两座大山，让人透不过气来,他们已无心读书，而是在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当同学们从报纸上发现阎锡山发给袁世凯的一篇“劝进”的电文后，不禁拍案而起,大骂阎锡山的所作所为。刊登这篇电文的报纸在同学们中间广为传阅,一时间，校园里到处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阎锡山大拍袁世凯的马屁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袁世凯最终撕掉伪装,于12月12日发布文告,宣布接受“劝进”,正式称“中华帝国皇帝”,接受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决定在元且举行登基大典。这一消息传来，同学们痛心疾首，怒不可遏。为了讨好袁世凯，向袁世凯登基表示示庆贺，山西巡批使金永强迫学生在文瀛湖畔举行提灯游行大会，并要求学生高呼“洪宪万岁”的口号。刘元恺、任澍田和各校学生代表研究决定，利用这机会继续进行反袁宣传。于是他们暗中将口号中的“万”字改为“半”字。在提灯游行中“洪宪半岁”的口号震耳欲聋，响彻云霄，充分表达了广大青年学生对窃国大盗的深恶痛绝!

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反袁护国斗争中，袁世凯众叛亲离，内外交困，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他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就结束了。6月6日，在举国上下一片唾骂声中，袁世凯一命呜呼,同他的“中华帝国”一起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并没有出现转机,继之而来的是全国范围的军阀割据和纷争，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分崩离析的政治局面之中。面对险恶的局势,以天下为己任的山西大学校的热血青年难以安心读书,他们在思索、在寻找，希望能找到一条结束黑暗、通往光明的道路……